余晖亦是朝霞
新闻分类:墨香酒韵 来源:行管办 朱珏 发布日期:2026-07-07
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。——题记
古贝春集团老城厂区旧址，粗粗转下来，就像南朝梁元帝见徐妃似的——只见得半面妆。
站在醉柳脚下，左手边是新砖铺地、红瓦覆顶；右手边是青苔老院、锈窗木门。运河畔土生土长的醉柳伸不出柔软委地的枝条，春天新发的嫩芽迎着春风朝阳，在柳枝头晃动，而树干中间已经被灌注了水泥。
右边的小径上，近现代与酒相关的人物雕像分列两边，几位老领导的办公室施施然地静默着。再往前走，挂着“员工宿舍”“员工餐厅”牌子的小屋落了锁，屋前空地摆了篮球架，旁边是洗漱用的水池。
站在这里，几乎可以想见过去的哪天清晨，员工宿舍的门“吱呀”一声打开，里面走出几个搭着毛巾、叼着牙刷的青年，说着话走到水池旁洗漱。有人在院里活动着筋骨，旁边员工食堂的饭香飘出来，工人们开始准备一整天的忙碌工作。
南边，一条小路穿过月洞门，这就到了工作区域——化验室、堆放区、酒库、大小车间依次排列。而那些热闹的、鲜活的、蒸腾着汗水和酒糟味的清晨，如今都安静了下来。昔日忙得热火朝天的窖池旁落了灰尘，新种的乔木哗啦啦地抖着叶子，成了这片厂区的背景音。
2017年，老城酒厂响应国家节能环保号召停止生产，这座从1952年公私合营起步的“国营武城酒厂”，在运转了六十多年后，终于按下了暂停键。
这一停，就是七年。
七年里，雨雪顺着瓦缝渗进房梁，木结构悄悄朽出了裂缝，墙砖在风吹日晒里一点一点地歪闪。直到2024年初，一场为期一年的修缮工程在这里悄然展开。
对于老厂修缮，古贝春集团秉持着“修旧如旧”的原则，没有推倒重来，而是一点一点地清理木构件上的积尘，一根一根地加固那些还没有彻底放弃的梁柱，一砖一瓦地按照旧貌补上缺损的墙。
这让我想起了很多地方。那些被整条街推倒重建的“古镇”，青石板是新的，马头墙是新的，连“老字号”的牌匾都散发着油漆未干的气味。它们想把几百年的时间压缩进一两年的工期里，结果做出来的不是“古”，而是一种时间的赝品。在那样的街上走，看见的全然是搭建的布景。
但古贝春老厂不是，它保留了右边一半的“素颜”，转而在左边修建了新的馆舍。那是为了展示、为了接待、为了让后来的人有一个落脚的地方而建的馆舍。它们穿着和旧厂相似的衣裳——红砖墙、人字顶——但一看便知，它们没有经历过七八十年代那些热火朝天的劳作，没有被酒糟的蒸汽熏过。那是古贝春集团的“今天”向“昨天”回望和纪念。
写到这里，我想起史铁生在《我与地坛》里写的那段话：
“但是太阳，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。当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，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辉之时。
那一天，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，扶着我的拐杖。有一天，在某一处山洼里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，抱着他的玩具。
当然，那不是我。
但是，那不是我吗？”
停产的那一天，老城酒厂沉静着走下山去了。它收尽了六十年生产的余温，把酿酒的重任交给了新厂区，关上了大门。
但七年后，一个“欢蹦的孩子”跑上来了——它以文保单位的身份重新开门，以工业遗产的面貌迎接来客，那些修缮一新的老厂房变成了展厅，那些落了锁的宿舍变成了凝视的对象，清代窖池变成了活的文物。它不再生产酒了，但它开始生产记忆，生产文化，生产一代又一代人对酿酒这门老手艺的念想。
从生产单位到文保单位，从酿造车间到文化地标，老城酒厂完成了一次身份的蜕变。蜕变的只是它参与世界的方式。
站在醉柳脚下，一左一右，仿佛看尽了这个地方六十年的来路与去处。这一新一旧的两半，现在看起来判然有别。但百年之后，新的也会变旧。那时候的人再来这里，就不会再觉得这是“半面妆”，他们只会看到一个完整的、统一的老厂——就像我们今天站在那些几经修缮的古迹前，看不出唐宋元明清的工匠各自留下了什么痕迹一样。
太阳沉静着走下山去了，而我知道，明天一早，它还会从东边爬上来。
古贝春集团老城厂区旧址，粗粗转下来，就像南朝梁元帝见徐妃似的——只见得半面妆。
站在醉柳脚下，左手边是新砖铺地、红瓦覆顶；右手边是青苔老院、锈窗木门。运河畔土生土长的醉柳伸不出柔软委地的枝条，春天新发的嫩芽迎着春风朝阳，在柳枝头晃动，而树干中间已经被灌注了水泥。
右边的小径上，近现代与酒相关的人物雕像分列两边，几位老领导的办公室施施然地静默着。再往前走，挂着“员工宿舍”“员工餐厅”牌子的小屋落了锁，屋前空地摆了篮球架，旁边是洗漱用的水池。
站在这里，几乎可以想见过去的哪天清晨，员工宿舍的门“吱呀”一声打开，里面走出几个搭着毛巾、叼着牙刷的青年，说着话走到水池旁洗漱。有人在院里活动着筋骨，旁边员工食堂的饭香飘出来，工人们开始准备一整天的忙碌工作。
南边，一条小路穿过月洞门，这就到了工作区域——化验室、堆放区、酒库、大小车间依次排列。而那些热闹的、鲜活的、蒸腾着汗水和酒糟味的清晨，如今都安静了下来。昔日忙得热火朝天的窖池旁落了灰尘，新种的乔木哗啦啦地抖着叶子，成了这片厂区的背景音。
2017年，老城酒厂响应国家节能环保号召停止生产，这座从1952年公私合营起步的“国营武城酒厂”，在运转了六十多年后，终于按下了暂停键。
这一停，就是七年。
七年里，雨雪顺着瓦缝渗进房梁，木结构悄悄朽出了裂缝，墙砖在风吹日晒里一点一点地歪闪。直到2024年初，一场为期一年的修缮工程在这里悄然展开。
对于老厂修缮，古贝春集团秉持着“修旧如旧”的原则，没有推倒重来，而是一点一点地清理木构件上的积尘，一根一根地加固那些还没有彻底放弃的梁柱，一砖一瓦地按照旧貌补上缺损的墙。
这让我想起了很多地方。那些被整条街推倒重建的“古镇”，青石板是新的，马头墙是新的，连“老字号”的牌匾都散发着油漆未干的气味。它们想把几百年的时间压缩进一两年的工期里，结果做出来的不是“古”，而是一种时间的赝品。在那样的街上走，看见的全然是搭建的布景。
但古贝春老厂不是，它保留了右边一半的“素颜”，转而在左边修建了新的馆舍。那是为了展示、为了接待、为了让后来的人有一个落脚的地方而建的馆舍。它们穿着和旧厂相似的衣裳——红砖墙、人字顶——但一看便知，它们没有经历过七八十年代那些热火朝天的劳作，没有被酒糟的蒸汽熏过。那是古贝春集团的“今天”向“昨天”回望和纪念。
写到这里，我想起史铁生在《我与地坛》里写的那段话：
“但是太阳，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。当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，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辉之时。
那一天，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，扶着我的拐杖。有一天，在某一处山洼里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，抱着他的玩具。
当然，那不是我。
但是，那不是我吗？”
停产的那一天，老城酒厂沉静着走下山去了。它收尽了六十年生产的余温，把酿酒的重任交给了新厂区，关上了大门。
但七年后，一个“欢蹦的孩子”跑上来了——它以文保单位的身份重新开门，以工业遗产的面貌迎接来客，那些修缮一新的老厂房变成了展厅，那些落了锁的宿舍变成了凝视的对象，清代窖池变成了活的文物。它不再生产酒了，但它开始生产记忆，生产文化，生产一代又一代人对酿酒这门老手艺的念想。
从生产单位到文保单位，从酿造车间到文化地标，老城酒厂完成了一次身份的蜕变。蜕变的只是它参与世界的方式。
站在醉柳脚下，一左一右，仿佛看尽了这个地方六十年的来路与去处。这一新一旧的两半，现在看起来判然有别。但百年之后，新的也会变旧。那时候的人再来这里，就不会再觉得这是“半面妆”，他们只会看到一个完整的、统一的老厂——就像我们今天站在那些几经修缮的古迹前，看不出唐宋元明清的工匠各自留下了什么痕迹一样。
太阳沉静着走下山去了，而我知道，明天一早，它还会从东边爬上来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