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6-09-03
1976年7月，我曾在老城酒厂干临时工——在酒班烧酒。
当时马绍兴厂长把我安排在李宪增班长那个班。头一天上班，看到那些工友们，身上穿着沾满地瓜面子的破衣裤，脚上穿的是沾满酒糟的靴子，从头到脚脏乎乎的，真有点出乎我的预料。班长安排我和李国增一块出酒池子——酒池里是用酒糟配上地瓜面和酒曲酒酵后发酵好的烧酒原料——这池子有两米多深，两米多宽，三、四米长，满满一池的原料有十几方。一开始出上面的还可以，可到下面，用大铁锨把原料向上扔三米多高很费劲。班长时不时地催促：快点！快点！酒锅快开了！推独轮车的两个工友你追我赶，来回推着，我使劲地往车上扔，可十有二、三扔不到车上。和我一块出池的李国增教我怎样使巧劲，等出完酒池后，我已是大汗淋漓、气喘吁吁、筋疲力尽了。
烧酒装料的锅是一个能盛十几方料、一米多高的圆形大木桶，偌大的圆锥形大木锅盖吊在木锅上方，木锅下的大铁锅里水已经沸腾，热气从锅箅子下“哧哧”地向上窜，工友李管林站在木锅旁把原料均匀地撒在锅里——装锅这可是个技术活，撒料要跟着热气走，装厚了，原料压住热气，延误蒸料时间；装慢了，沸腾的热气就把原料喷出锅来。等到装好锅，盖上锅盖，班长宣布吃饭，我们个个顾不上凉热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饭还没吃完，开锅了，淌酒了，略带酒糟味的五、六十度的头淋酒从大木锅下端的细管里汩汩地流了出来，班长接了杯新酒品尝一下，爱喝酒的弟兄们也凑上来，等着班长的“鉴定结果”。
酒淌完了，马上出锅，当大木锅盖高高拉起时，带着酒糟味的、浓浓的热气弥漫在锅周围，工友们叫喊着，热火朝天地干起来，飞舞的铁叉把锅里的酒糟飞快地甩到车上，推车的伙计们来回一路小跑向外运送。这时外面早已放好了用竹竿编成的半圆型的排子，竹排子前头放一个大马力的鼓风机来催凉。当刚出锅的、热气腾腾的酒糟倒在竹排上后，鼓风机就“轰轰”地响起来，我们不停地用铁锨拨松酒糟帮它降温。接着掀掉竹排子，把凉好的酒糟合在一起，按比例把瓜干面、酒曲酒酵倒在上面，调好后，又回填到池子里，等着发酵。
最后的活，是把烧好的酒送到酒库去过称。两个人抬着百十斤重的酒篓，晃晃悠悠进去，又晃晃悠悠回来。大家都抢着去送酒，因为酒库里有上等的好酒可以品尝，去的人有机会喝上一口解解馋。
最难的时候是数九寒天，北风劲吹，雪花飘飘，零下10多度。上酒班穿厚了，没法干活，穿薄了，冻得受不了。大家出完池，装好锅就钻到烧锅的炉子旁边，烤烤火，暖和一下，吃点东西。出锅时，酒糟推出去，还没摊匀，就冻住了，大家加紧调料入池，可还没干完活，脸已冻红，手已冻僵，脚上的湿靴子脱不下来了……
那时候上酒班，每天的报酬只有1.6元，还必须向队上交1元，买8分工。即便如此，这样的待遇也不是哪个人都能享用的，所以不管多累，我都咬紧牙关，一天天、一个个酒班坚持着……
在酒厂这一年多的时间里，我深深体会到烧酒是既考验技术又考验体力的活，而工友们那种不怕苦累、朴实乐观的精神让我肃然起敬！
朋友，当你和家人亲友欢聚时，若有幸喝到了武城桥牌瓜干大曲，你是否知道这酒中也有我的一份辛劳；当你们推杯换盏品尝着醇香甘美、回味悠长的古贝春美酒时，你是否知道烧酒工人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！
难忘啊，40年前上酒班烧酒……